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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红楼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网络上的写作,我真有些搞不懂。儿子从读大学起,在网上凭着文史爱好,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,与天南地北的一群朋友结成了圈子。他们热火朝天的论坛是什么呢?日本战国联盟!整天研究幕府时代,丰臣秀吉,德川家康!那些事情和这群孩子有什么干系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实也的确如此,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,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、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,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,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……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,相守情深。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,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陈宦这时候在作什么呢?他开始的时候确实不负袁氏所托,打起精神与护国军周旋,还颇打了几个胜仗。可全国局势逐渐有了变化,他就和所有善于揣摩上意的“聪明人”一样,开始犹豫了。他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全国局势,发觉袁氏已经不得人心之极,除了北京筹安会那一群人以外,没有人肯帮他说话。自己究竟还要不要效忠袁世凯呢?陈宦那个时候也充满了矛盾,派了人去四处去探其他督军的口风,自己却难以下定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,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。盛宣怀和大北、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《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》,详细规定了“洋海华旱”的电报线路如何分账,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。中方坐收渔翁之利,坐看争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,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。如镇南关、东兴、蒙自、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,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,珲春、黑河屯、恰克图、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,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,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,基本上没吃什么亏。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。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,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,无有敢造次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骆成骧对袁世凯什么态度,其实川中可谓是尽人皆知。袁世凯称帝之前,让筹安会在各地大造舆论。他派了成都知县去拉拢骆成骧,让他担任川、滇、黔三省筹安会会长,老先生丝毫不卖袁世凯面子,直接把说客骂出了门。1912年1月16日,骆成骧的一位同乡、同盟会员杨禹昌(注3)同张先培、黄芝萌三人和严伯勋于在北京丁字街炸袁世凯未遂,被捕牺牲。骆成骧不顾个人安危,慨然把杨禹昌的血衣、书信等遗物从北京带出来,送回资中杨家祖坟,并亲撰碑文《杨烈士节略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部是中路军,负责正面抵抗。他一撤走,失去凭依的两翼也只好跟着狼狈撤退。大败之余,旧桂系大势已去,陆荣廷只好与粤军议和。11月,旧桂系部队退出广东,返回广西,第一次粤桂战争结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宣怀,字杏荪、幼勖,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,是家中长子。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,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;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,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,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、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,实在是当之无愧。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: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、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,还有就是“暴力拆迁”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好事多磨,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。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,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。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,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。那时候,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,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,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,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,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。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,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,以伍廷芳代替。伍特意发出通电,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,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;袁世凯称帝的时候,陆荣廷、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,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,其通电题头就是“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”,范围不出广东一境。一般情况下,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,图个舆论宣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格兰场的警官们立刻跑进电报室,命令发报员立刻向帕丁顿站拍发塔维先生的外貌描述,要求帕丁顿车站的警察在火车一进站就立刻执行拘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们都知道,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,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。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,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,从宋朝以后,三省制有所废弃,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,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:“孝定景皇后(隆裕)宁舍一姓之尊荣,不忍万民之涂炭……原谓试行共和之后,足以弭乱绥民,今共和已阅六年,而变乱相寻未已,仍以谕旨收回政柄,实与初旨相符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,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07年,邮传部下发了《限制收递电报章程》,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。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,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,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,否则就要退还。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“毁谤朝政、坏人名誉”的内容,审查要更加严格。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,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。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“违背字样”,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,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。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,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,电令前线停战。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,却无力回天。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,愤然赋诗一首:“电飞宰相和戎惯,雷厉班师撤战回。不使黄龙成痛饮,古今一辙使人哀”,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。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日昌接到关于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报告之后,起初勃然大怒,随即又冷静下来。这事儿虽然小,牵涉却大。就在前一年,上海刚刚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——就是会审公廨的前身——由中外互派官员共同审理华洋之间案件,这起案子不是他一个人能作得了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话说1911年,辛亥革命名义上取得胜利,但是实际上各地政权多把握在旧清朝官僚的手中,革命进行的很不彻底。比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,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自任南宁军政府都督,都是军阀的势力开始抬头,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的标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,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,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。杨儒没办法,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,密切关注他的行踪。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,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,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,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,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,也是最大规模的、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,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。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,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,效果卓著。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,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。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:“原来,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“商办”收赎为“官办”,后来更是提出,要“省电归部”,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。邮传部先后上了《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》和《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》,指出“伏维电报之设,义重交通,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,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。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,靡不集权中央,用能界限分明,事权归一。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,商电业经臣部收回,官电仍由各省自办,彼此畛域不能划一”,认为“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,以一事权,而便统筹”,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,进行统一管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这么日积月累,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,舆论一起,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,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,冉冉升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,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。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,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,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。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,次年,邮传部改为交通部。现在台湾地区的“交通部”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,就是此事遗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这个“入神”的饶汉祥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。二次革命以后,他代黎写了一大堆《先选举总统电》、《解散国会电》、《请叙克定赞助共和功》的电文,极尽肉麻吹捧袁大总统之能事。一代枭雄袁宫保看完以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,特地回电说老弟你别说了,这说得已经快是羞辱我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胡二人,一个被称为“商父”,一个被称为“商圣”,在性格上,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。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,严肃深沉;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,善于倾听。平常我们说“瑜亮之争”,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。只可惜,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,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佩孚对邵飘萍的这一评价什么反应,史无明载。不过张作霖是着实被骂疼了,新仇旧恨混在一起,让他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死记者。张作霖授意参谋长杨宇霆办成此事,杨宇霆又找来张宗昌,张宗昌也早看不惯邵飘萍,派人把他抓到宪兵司令部里枪毙。一代铁骨报人,就此死难。吴佩孚的这一外号竟成了他的绝笔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。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,敦睦无嫌。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,正深惋惜,一面拿凶惩办间,而各国因民教仇杀,致疑朝廷袒民嫉教,进而攻占大沽炮台。于是兵衅遂开,大局益形纷扰。因思中外大势,东西并峙,而东方只我两国,支柱其间。彼称雄西土,虎视眈眈者,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?万一中国不支,恐贵国亦难独立。彼此休戚相关,亟应暂置小嫌,共维全局。为此开诚布臆,肫切致书。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,执牛耳以挽回时局,并希惠示德音。不胜激切翘企之至。同上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曹锟在保定犹豫了半天,终于下了决心,亲自写了封电报给吴佩孚:“你即是我,我即是你,亲戚虽亲,不如你亲,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秘书一看,这全是大白话,就问曹锟要不咱们给改成文言文吧,曹锟大手一挥:“甭改了,就照这个法。”吴佩孚接到电报,大为放心,遂安心指挥作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。在此之前,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,纵然有篇幅很长的,也是有事说事。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,堆砌辞藻在上贺表、写奏折、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。而饶汉祥独辟蹊径,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,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——当然,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,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后长辛店一战,奉系大败。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,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。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,而是被骂败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,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《北京专条》,勒索了一笔银子,方始撤军。两年以后,丁日昌去台湾考察,想到这段往事,觉得台湾通信不便,消息滞后,容易贻误战机,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面说过了,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,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,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,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,左右为难。四川军旅庞杂,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。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,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,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。即便是袁世凯,也对陈宦不放心,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,还派曹锟入川,来监视他的动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陆荣廷此人善观风色,他先是支持袁世凯登基,在他的势力范围广西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。后来见情势不对,又反噬一口,通电全国宣布倒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,却仍旧没放弃希望。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,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。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,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,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,一封也没有传出去。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,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担负,直累民福,外债侵逼,尤伤国权,议案成立,特事严谨,众院赞可,宪尤著明;袁乃私立外约,断送盐税,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,厉民害国,不经众院,暧昧挥霍,不事报闻,蔑视通宪,为逆已甚,其罪六也。国有元首,政俗式凭,行系国华,止为民范;袁乃知除异己,不自爱重,阴遣死士,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,以元首资格,为谋杀凶犯,既辱国体,又诒外讥,国家威严,因以扫地,其罪七也。共和之国,建础为公,民意所在,亦曰神圣,百尔职司,义宜退听,国会初立,人民望治;袁恐政制严明,不获罔逞,乃私拨国帑,肥养爪牙,收买议员,笼络政客,用以陷辱国会,迷夺众情,使议政要区,化为捣乱之场,法案迁延,借作独裁之柄,其罪八也。元首登选,国有常经,揖让讴歌,盛德固尔,抑共和定疑,国宪崇废,悉于是觇,世法懔懔,斯为第一;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,鄙夫患失,至兵围国会,囚逼议员,使强选总统,以就己名,致元首尊官,成于劫夺,共和大宪,根本动摇,国是益以危疑,后进难乎为继,其罪九也。国民代表,职司立法,非还诉民意,毋得断阏;袁于总统既获,复虑旁掣,辜恩反噬,遽为枭獍,乃假托危词,罗织党狱,滥用行政权,私削议员资格,用以鸩杀国会,并吞立法部,使建国约法,由是推翻,元首生身,等于孽子,其罪十也。国家组织,法系严明,苟非选民,焉能造法?袁于戕杀国会之后,妄以私意召集官僚,开政治会议,约法会议,冒称民意,更改约法,摹拟君主,独揽大权,使民国政制,荡然无存,澔澔新邦,悬为虚器,其罪十一也。民国肇造,本以图存,时风所迁,民强则兴,发挥群能,腾达众志,公私权利,宜获敬尊;袁乃倒行逆施,黜民崇吏,既吞立法,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,密布游探,诬扳党狱,良士俊民,任意捕杀,人民权利,全失保障,致群生股栗,海内寒心,毒吏得以横行,民业日以凋敝,民力壮盛,有如捕风,国势颓隤,益以卑下,其罪十二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,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,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——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,他叫冯玉祥——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,又佩服蔡锷。两下倾谈之后,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,连写了数封书信,让冯玉祥带给陈宦,对他晓之以义,示之以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陆荣廷此人善观风色,他先是支持袁世凯登基,在他的势力范围广西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。后来见情势不对,又反噬一口,通电全国宣布倒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文页面地址:www.dzyldz.com/txt/195861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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